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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所有“80后”诗人一样，都梦想着能够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。不过这个梦想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听我们的老师说，一个刚从越南留学回来找工作的师兄关门著作一个月，最后拿出一部15万字的越南语长篇，打印出来整个的是沉甸甸。师兄拿着沉甸甸的长篇去某跨国企业面试一个翻译的职位。
跨国企业的老总见了，惊愕地问：“这就是你的简历？”。
师兄反问，“简历？我认为有才华的人从来都不需要做简历。这是我去越南留学的一年时间里写下的长篇小说。”
“嘿！你太牛了！”老总象征性地翻了翻摆在面前的打印稿说，“不过我一个字都看不懂。我虽然做越南人的生意，但不会说越南语，更看不懂越南字。你这小说叫啥名字来着？”
“呗晐（bạngái），翻译成中文，叫《情人》。题目和杜拉斯那部小说一样。”
“嘿！不错呀！事情就这么定了，这个职位非你莫属！”
有料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我们老师说。自从听老师说完这个案例，我自费印刷诗集的决心更大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返回老家，在老爸面前死缠烂打，一边举大学生就业难的例子，一边论国家当前形势，极力介绍出版诗集的好处。在左右权衡下，老爸最后猛吸一口烟，把家里的四头母猪低价卖给了猪贩子，换得三千多块钱，全部送给我做诗集的印刷费。
我为自己的老头子有如此胆略，夜不能寐，感激涕零。次日离家准备回校时，在村头紧握老头子的双手，连连发誓有朝一日我要是富了一定带老爸您去北京见**。
一个月以后，我在天堂市一家地下印刷厂里拿到了我的第一本诗集，热气腾腾的《鸟为什么会飞》，心情几乎和圣母玛利亚亲手给自己的儿子耶稣接生时一模一样。
还依稀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孤零零一个人迷茫在校园里，在去邮政所的路上徘徊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战士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打到最后战友们都一个个倒下了，最后剩下我一个人荣登大学之门。面对五颜六色的大学生活，我时不时有战后幸存者的感慨。可惜这种感慨没过多久就被新的生活所融化殆尽。
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，我跑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里面的小邮政所。那是一个刚刚丢弃BP机的年代，手机跟当年的大哥大一样贵，我还没有经济实力购买新的通讯设备。可是通讯薄上还有一批散到全国各地的高中同学需要交流感情，县城高中学校里还有几个小兄弟，几个暗恋过来不及表白的小师妹需要保持联络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当年念初三时在北京某个中学生小报发了一篇课堂小幽默，一下子收到了上百个同龄人的来信，纷纷要交笔友。虽说时间一长，那些笔友像扫帚星越来越少，可是基数大，你来我往写了三四年，到上了大学也还有两三个在。这两三个没有见过面但是在精神上共患难的笔友，以姐弟妹相称，总也不能断了书信吧。
于是写信就变成了我在大学校园里仍然坚持的中学生时代传统爱好。在写信的过程中，我常常幻想远方的朋友，她们凭什么和我心灵相通呢，她们现在都想些什么？单相思病一犯，灵感就喷涌，诗句射倒了墙壁：
我不知道/在这黑夜里/是否还有另外一个人转侧难眠/我不知道/在这静默的海底/是否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追忆往昔/我只觉得/自己是最值得流泪的一个/心里充溢着难言的思念与苦涩……
我不知道/在通向远方的路上/是否还有另外一个人如我孤独地行走/我不知道/那个人心里想些什么/我只想要/一路坚强地前行，并殷勤的等待着……
我把这些半夜里酝酿出来的诗歌抄到宿舍床边的墙壁上。天亮以后再抄下来，附在信件的末尾一起寄给笔友。直到大一第二个学期，我一夜之间变成诗人。
一天早上我刚到教室早读，体育委员陈小冬就走过来一屁股坐到我的书桌上，冲我叫：
“大诗人！”
我感到莫名其妙。陈小冬是我们班最调皮的一个女孩，看过的世界名著比我多几倍。她身体魁梧，篮球排球足球样样来得，常常拿男生搞恶作剧。虽然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，这次却莫名其妙，居然想把这么好听的帽子盖到我头上。我说：
“大姐，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现在是诗人了。”小冬很严肃的样子。
“你现在是诗人了。”小冬又重复说了一遍，接着做出一副鬼脸。一张报纸忽然晃到我眼前。
“你的诗歌在这儿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作者中文系阿宝，还有你的照片呢。大诗人，不要谦虚啦！”
小冬发现了我的小秘密，她给我“诗人”的绰号一下便子在我们年级传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