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六年（1 / 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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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深夜

爱华根本忘了我最要紧的话，倒反缠夹了。临别那天，在锦江饭店我清清楚楚的，而且很郑重的告诉她说：“我们对他很有信心，只希望他作事要有严格的规律，学习的计划要紧紧抓祝”骄做，我才不担心你呢！有一回信里我早说过的，有时提到也无非是做父母的过分操心，并非真有这个忧虑。你记得吗？所以传话是最容易出毛病的。爱华跑来跑去，太忙了，我当然不怪她。但我急于要你放心，爸爸决不至于这样不了解你的。说句真话，我最怕的是：一，你的工作与休息不够正规化；二，你的学习计划不够合理；三，心情波动。

近半个月，我简直忙死了。电台借你的唱片，要我写些介绍材料。中共上海市委文艺部门负责人要我提供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，我一共提了三份，除了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外；又提了关于音乐界和国画界的；后来又提了补充，昨天又写了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；前后也有一万字左右。近三天又写了一篇《萧邦的少年时代》，长五千多字，给电台下个月在萧邦诞辰时广播。接着还得写一篇《萧邦的成年（或壮年，题未定）时代》。先后预备两小时的节目，分两次播，每次都播几张唱片作说明。这都要在事前把家中所有的两本萧邦的传记（法文本）全部看过，所以很费时间。

我劝你千万不要为了技巧而烦恼，主要是常常静下心来，细细思考，发掘自己的毛病，寻找毛病的根源，然后想法对症下药，或者向别的师友讨教。烦恼只有打扰你的学习，反而把你的技巧拉下来。共产党员常常强调：“克服困难”，要克服困难，先得镇定！只有多用头脑才能解决问题。同时也切勿操之过急，假如经常能有些少许进步，就不要灰心，不管进步得多么少。而主要还在于内心的修养，性情的修养：我始终认为手的紧张和整个身心有关系，不能机械的把“手”孤立起来。练琴的时间必须正常化，不能少，也不能多；多了整个的人疲倦之极，只会有坏结果。要练琴时间正常，必须日常生活科学化，计划化，纪律化！假定有事出门，回来的时间必须预先肯定，在外面也切勿难为情，被人家随便多留，才能不打乱事先定好的日程。

二十九日寄你两份《旅行家》，以后每期寄你。内容太精彩了，你不但可以看着消遣，还可以看到祖国建设的成绩和各方面新出的人材，真是令人兴奋。

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

亲爱的孩子：昨天接一月十日来信，和另外一包节目单，高兴得很。第一你心情转好了，第二，一个月由你来两封信，已经是十个多月没有的事了。只担心一件，一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对身心压力大重。我明白你说的“十二小时绝对必要”的话，但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：倘使你在十一十二两月中不是常常烦恼，每天保持——不多说——六七小时的经常练琴，我断定你现在就没有一天练十二小时的“必要”。你说是不是？从这个经验中应得出一个教训：以后即使心情有波动，工作可不能松弛。平日练八小时的，在心绪不好时减成六七小时，那是可以原谅的，也不至于如何妨碍整个学习进展。超过这个尺寸，到后来势必要加紧突击，影响身心健康。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，孩子，千万记住：下不为例！何况正规工作是驱除烦恼最有效的灵药！我只要一上桌子，什么苦闷都会暂时忘掉。

我九日航挂寄出的关于萧邦的文章20页，大概收到了吧？其中再三提到他的诗意，与你信中的话不谋而合。那文章中引用的波兰作家的话（见第一篇《少年时代》3—4页），还特别说明那“诗意”的特点。又文中提及的两支Valse，你不妨练熟了，当作encorepiece用。我还想到，等你南斯拉夫回来，应当练些ChopinPrelude。这在你还是一页空白呢！等我有空，再弄些材料给你，关于Prelude的，关于萧邦的pianomethod的。

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情调，应该一点不带感伤情调，如你来信所说，也如那篇文章所说的。你手下表现的Chopin，的确毫无一般的感伤成分。我相信你所了解的Chopin是正确的，与Chopin的精神很接近——当然谁也不敢说完全一致。你谈到他的ru-bato与音色，比喻甚精彩。这都是很好的材料，有空随时写下来。一个人的思想，不动笔就不大会有系统；日子久了，也就放过去了，甚至于忘了，岂不可惜！就为这个缘故，我常常逼你多写信，这也是很重要的“理性认识”的训练。而且我觉得你是很能写文章的，应该随时练习。

你这一行的辛苦，当然辛苦到极点。就因为这个，我屡次要你生活正规化，学习正规化。不正规如何能持久？不持久如何能有成绩？如何能巩固已有的成绩？以后一定要安排好，控制得牢，万万不能“空”与“忙”调配得不匀，免得临时着急，日夜加工的赶任务。而且作品的了解与掌握，就需要长时期的慢慢消化、咀嚼、吸收。这些你都明白得很，问题在于实践！

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晚

亲爱的孩子：今日星期，花了六小时给你弄了一些关于萧邦与特皮西①的材料。关于temporubato的部分，你早已心领神会，不过看了这些文字更多一些引证罢了。他的pianometho，似乎与你小时候从Paci那儿学的一套很像，恐怕是李斯特从Chopin那儿学来，传给学生，再传到Paci的。是否与你有帮助，不得而知。

前天早上听了电台放的Rubinstein②弹的EMUN，Concerto[E、小调协奏曲]当然是些灌音），觉得你的批评一点不错。他的rubato很不自然；第三乐章的两段（比较慢的，出现过两次，每次都有三四句，后又转到minor的），更糟不可言。转minor的二小句也牵强生硬。第二乐章全无singing。第一乐章纯是炫耀技巧。听了他的，才知道你弹的尽管simplemusic却是非常丰富的。孩子，你真行！怪不得斯曼齐安卡前年冬天在克拉可夫就说：“想不到这支Concerto会有这许多music！”

今天寄你的文字中，提到萧邦的音乐有“非人世的”气息，想必你早体会到；所以太沉着，不行；太轻灵面客观也不行。我觉得这一点近于李白，李白尽管飘飘欲仙，却不是特皮西那一派纯粹造型与讲气氛的。

①特皮西（ClaudeDebussy，1862—1918），法国作曲家。②罗宾斯丹（1886—1982），美籍俄国钢琴家。

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

亲爱的孩子：早想写信给你了，这一向特别忙。连着几天开会。小组讨论后又推我代表小组发言，回家就得预备发言稿；上台念起来，普通话不行，又须事先练几遍，尽量纠正上海腔。结果昨天在大会上发言，仍不免“蓝青”得很，不过比天舅舅他们的“蓝青”是好得多。开了会，回家还要作传达报告，我自己也有许多感想，一面和妈妈、阿敏讲，一面整理思想。北京正在开全国政协，材料天天登出来；因为上海政协同时也开会，便没时间细看。但忙里抢看到一些，北京大会上的发言，有些很精彩，提的意见很中肯。上海这次政协开会，比去年五月大会的情况也有显著进步。上届大会是歌功颂德的空话多；这一回发言的人都谈到实际问题了。这样，开会才有意义，对自己，对人民，对党都有贡献。政府又不是要人成天捧常但是人民的进步也是政府的进步促成的。因为首长的报告有了具体内容，大家发言也跟着有具体内容了。以后我理些材料寄你。

勃隆斯丹太太有信来。她电台广播已有七八次。有一次是Schumann：Conceito[舒曼：协奏曲]和乐队合奏的，一次是Saint-Saens①的GMin，Concerto（Op。22，No2）[G小调协奏曲（作品22之二）]。她们生活很苦，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中有七百五十名医生，勃隆斯丹医生就苦啦。据说收入连付一部分家用开支都不够。

寄来的法、比、瑞士的材料，除了一份以外，字里行间，非常清楚的对第一名不满意，很显明是关于他只说得了第一奖，多少钱；对他的演技一字不提。英国的报导也只提你一人。可惜这些是一般性的新闻报导，大简略。法国的《法国晚报》的话讲得最显明：“不管奖金的额子多么高，也不能使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得到成熟与性格”；一一这句中文译得不好，还是译成英文吧：“Theprizeinacompetition，howeverhighitmaybe，isnotsufficienttogjveapianistof20thematurityandpersonality。”“尤其是头几名分数的接近，更不能说thewinnerhaswondefinitely[冠军名至实归，冠军绝对领先]。总而言之，将来的时间和群众会评定的。在我们看来，therevelationofVCompetitionofChopinistheChinesepianistFou，Ts'ong，whostandsveryhighlyabovetheothercompetitorsbyarefinedcultureandquitematuredsensitivity。[在第五届萧邦钢琴比赛中，才华毕露的是中国钢琴家傅聪，由于他优雅的文化背景与成熟的领悟能力，在全体参赛者之间，显得出类拔萃。]”这是几篇报导中，态度最清楚的。

①圣桑（1835—1921），法国作曲家。

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

亲爱的孩子，上海政协开了四天会，我第一次代表小组发言，第二次个人补充发言，附上稿子二份，给你看看。十日平信寄你一包报纸及剪报，内有周总理的政治报告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，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选辑，井用红笔勾出，使你看的时候可集中要点，节约时间。另有一本《农业发展纲要》小册子。预料那包东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里；假使你没空，可以在去南途中翻阅。从全国政协的发言中，可看出我国各方面的情况，各阶层的意见，各方面的人才。

上海政协此次会议与去年五月大会情形大不相同。出席人员不但情绪高涨，而且讲话都富有内容，问题提得很多，很具体。（上次大会歌功颂德的空话占十分之七八。）杨伯伯①代表音乐小组发言，有声有色，精彩之至。他说明了音乐家的业务进修需要怎么多的时间，现在各人的忙乱，业务水平天天在后退；他不但说的形象化，而且音响化。休息时间我遇到《文汇报》社长徐铸成，他说：“我今天上了一课（音乐常识）。”对社会人士解释音乐家的劳动性质，是非常必要的。只有在广大人民认识了这特殊的劳动性质，才能成为一种舆论，督促当局对音乐界的情况慢慢的改善。

大会发言，我的特点是全体发言中套头语最少，时间最短的。第一次发言不过十一分钟，第二次不过六分钟。人家有长到二十五分钟的，而且拖拖拉拉，重复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。

林伯伯由周伯伯（煦良，他是上海政协九个副秘书长之一，专门负责文化事业）推荐，作为社会人士，到北京去列席全国政协大会。从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为止，他在北京开会。行前我替他预备了发言稿，说了一些学校医学卫生（他是华东师大校医）和他的歌唱理论，也大概说了些音乐界的情形。结果他在小组上讲了，效果很好。他到京后自己又加了一段检讨自己的话，大致是：“我个人受了宗派主义的压迫，不免抱着报复的心思，埋头教学生，以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来，自然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会垮台。我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造成宗派主义思想，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个宗派；而且我掉进了宗派主义而不自知。”你看，这段话说得好不好？

他一向比较偏，只注意歌唱，只注意音质；对音乐界一般情况不关心，对音乐以外的事更不必说。这一回去北京，总算扩大了他的心胸与视野。毛主席请客，他也有份，碰杯也有份。许多科学家和他谈得很投机。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和他谈了“歌唱法”，打电话给***丁副部长燮林（是老辈科学家），丁又约了林谈了二十分钟。大概在这提倡科学研究的运动中，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实力支持，——这一切将来使我连带也要忙一些。因为林伯伯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：订计划等等，文字上的修改，思想方面的补充，都需要我参加。

孩子，你一定很高兴，大家都在前进，而且是脚踏实地的前进，决不是喊口号式的。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到“原子能时代”，但整个社会形势进展的速度，的确是到了“原子能时代”了。大家都觉得跟不上客观形势。单说我自己吧，尽管时间充裕，但各式各样的新闻报导，学习文件，报纸、杂志、小册子，多得你顾了这，顾不了那，真是着急。本门工作又那么吞时间，差不多和你练琴差不多。一天**小时，只能译一二千字；改的时候，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时间，进步之慢有如蜗牛、而且技术苦闷也和你一样，随处都是问题，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于表达的能力……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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